乾隆執(zhí)政的63年中，對漢臣的防范、打壓是前所未有的。時人稱漢臣在外為官者，能當?shù)讲颊挂呀?jīng)是天花板了。雖然乾隆朝也有漢人督撫，但這個數(shù)字是極其稀少的，用官方的話來說就是“殊榮”。

漢臣出任督撫本來難度就極高，而且就是有幸當上了督撫，處境也很尷尬。因為在重滿抑漢的大背景下，漢臣督撫不僅要看乾隆的臉色，就連一般的滿洲官員，也輕易不敢得罪。

乾隆三十年十一月，兩江總督高晉向乾隆匯報工作，提到了蘇州同知段成功因患瘧疾“不能檢點案牘”，以至于下屬龔玉等人貪瀆，并說段成功并不知情。

乾隆是不好糊弄的，他一眼就看出了高晉的漏洞，認為這是有意包庇。因為瘧疾一般都是幾天發(fā)病一次，即使是很嚴重，也不至于臥床不起，更不會耽誤重要的公務(wù)。

乾隆很快下旨申斥江蘇的一眾高官，尤其點了江蘇按察使朱奎揚的名。因為這起案件的主審人便是朱奎揚。

朱奎揚是漢臣，乾隆對他的印象不是很好。文獻中記載朱奎揚從知縣做起，在數(shù)次大計中被評為卓異，也多次被乾隆召見。

但是乾隆始終認為朱奎揚不是大才，在幾次召見后都有相關(guān)的評價，如“人伶俐，局面小”、“亦解事”、“可用運司之人”、“此人不用，似屬委屈他，臬司（按察使）自可，再上亦不能。”

可以看出，在乾隆眼中朱奎揚頂多能干到按察使，再往上就不行了。而就是乾隆親點按察使的朱奎揚，在段成功的案子中，竟然敢徇私。事后，乾隆下令將朱奎揚以及蘇州知府孫傳柯革職，逮至京師問罪。

其實朱奎揚還算是個合格的官僚，他為官數(shù)十年在百姓中的口碑也還不錯。據(jù)他的交代，是因為他不愿意得罪江蘇巡撫明德。而明德就是典型的滿洲貴族出身，他還有一個兄弟叫和其衷，同時期擔(dān)任山西巡撫。

段成功也是漢臣，他在山西當知縣的時候，就受到了山西巡撫和其衷的庇護，這當中自然也免不了利益輸送。

早在三年前，和其衷至熱河行宮陛見時，段成功就出銀上萬兩，為他打點路上的花銷。

和其衷作為回報，對段成功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，任其貪瀆胡為。讓人驚訝的是，段成功在做山西陽曲知縣的時候，竟然將府庫銀兩占為己有，后來被查出了虧空，和其衷非但沒有彈劾他，還令山西各州縣為他代為彌補虧空。

乾隆二十九年，段成功升任蘇州府同知（知府佐貳，正五品），二年后就貪瀆事發(fā)。

當時擔(dān)任江蘇巡撫的是漢臣莊有恭，莊有恭狀元出身，是清代著名的能臣、清官。按說在他任上，不至于會袒護段成功。

然而莊有恭在得知段成功的事情后，竟然也網(wǎng)開一面，他對蘇州知府說：“如果他家人書役不供出段成功知情得贓，也就罷了。”

也就是說，莊有恭也是抱著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的態(tài)度來處理這起惡性案件的。

江蘇巡撫發(fā)了話，底下辦事的人豈能較真。而且和其衷、明德兩兄弟又在背后運作，希望保下段成功，如此一來，作為主審的江蘇按察使只能做個順水人情。

段成功案發(fā)不久，莊有恭就已調(diào)任不再擔(dān)任江蘇巡撫，接替他的正是明德。莊有恭后來也受到了乾隆的懲罰，令他“據(jù)實回奏”。

莊有恭的說法是“離任在即，何必結(jié)緣”。清代官場上向來有這樣的規(guī)矩，就是離任官在大原則沒有問題的情況下，是不能為難現(xiàn)任官的。同樣，接任者也不能刁難離任者，否則就是官場的異類，要受到同僚們的鄙視。

當然，莊有恭的心里話并沒有說給乾隆聽，即便說了也與自己無益。那就是滿漢關(guān)系，身為漢官的莊有恭的確不愿、也不敢輕易得罪和其衷、明德兩位滿族封疆大吏。

對于段成功一案，乾隆倒是很強硬，與案所有官員都受到了相應(yīng)的處罰。就連曾擔(dān)任山西太原知府的劉墉，也因此獲得了“包庇屬下”的罪名，而且差點為此丟了命。

從段成功的案子上可以看出，漢臣官員在乾隆一朝的地位是十分尷尬的，尤其在督撫這個群體中，漢臣始終被認為是不合群的，因為在滿洲貴族眼中，大清是滿族的大清，漢臣非我族類、其心必異。